在璧山開展革命斗爭的日子
沈際蹤
“小先生訓練班”
這是1940年初，趕上春節，我們到璧山民教館后，周平野趕編了一大版壁報。另外，在白漆大木版上，我畫了一幅抗戰形勢圖，特別在八路軍和敵后根據地域，畫上了小三角紅旗，這正值第一次反共高潮時。這時我們在縣女子小學找到了兩個教書的位子，由我、孫華、周平野、周厚岳分擔，每人只半席課，工資除了吃飯所剩無幾了。孫華在民教館另有一份工資。我們在民教館工作，也是甘盡義務，白幫忙。只撥了兩間寢室給我們住。我們以民教館的名義，舉辦“小先生訓練班”，把幾個小學的高年級的學生，組織起來，到附近農村、織布廠辦識字班。璧山民教館的工作作為重點，受青木關的實驗民教館輔導。這項工作受到了國民黨教育部的表揚。本來，為了取得民教館長的信任，我來之前，孫華特地向他介紹了我的社會關系，當今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是我的大伯，周平野的叔父是社會局的主任秘書。
和學生打成一片
我們在璧山縣女小，對學生也作了新的思想啟蒙教育。周平野教語文，選講了《狂人日記》《孔乙己》等等文學作品，我們還介紹了巴金、茅盾等及蘇聯、中外著名文學作品給學生閱讀，我教史、地，指著地圖大講蘇聯和十月革命。我們和學生打成一片，課余打乒乓，唱救亡歌曲，在帶領學生當小先生深入工農中接觸社會實際，看到工農的疾苦，受到實際教育。這些工作，給學生打開了呼吸新鮮空氣的窗戶，大受學生的歡迎。一些學生愛好文學，主動在課余寫作交給我們批改。他們用一顆童心看世界，作文中反映出對封建的不滿，對地主、商賈的痛恨，對貧苦人民的同情。
雖然受到學生歡迎，但新的教育方法卻遭到學校的不滿，第二學期就不聘請我們了。這個時候，民教館的前任教導主任已調綦江當民教館長，邀請我們到綦江民教館去工作。臨走前，一群學生送我們，在車開動前，一個黃毛丫頭，一對大眼睛閃著淚光，跑到我面前，塞給我一張紙條就跑，我打開紙條看，歪歪斜斜的寫著：“不要忘了那個討厭的鐘永玉”。是那個經常遲到，聽課很專心，愛提問題，愛寫作文的貧家女孩。這一提醒，使我更加特別注意，沒有想到后來竟成為我的妻子，我們一直保持聯系，十二年以后，終于喜結良緣。至今己有兩個兒子、兩個孫子。
辦《璧山導報》
我、周、蒲家英暑假到了綦江。到綦江后，聽說不久前綦江出了慘案，那是特務制造的。因為戰干團的青年學生，演出話劇《太平天國》，被國民黨特務以異黨分子的嫌疑，活埋了許多人。我們去了不久，氣氛還很緊張，看到躲警報時戴腳鐐手銬的青年被帶出來。日軍連天轟炸，我們每天早晨出去躲警報，晚上才回來，也沒有時間作許多工作，只在民教館外面的粉墻上畫了一幅抗戰形勢圖，周平野出了一期抗戰壁報，搞了一個月。接孫華的信，叫回璧山。辦一版報紙，縣里同意撥經費。以民教館名義出版（石印報紙）。我們回去之后，辦《璧山導報》。
我們來之前，孫華為了取得民教館長的信任，除了談他父親是二十四軍川南護商處處長外，還特地介紹我的社會關系，說我是當今山東省省主席沈鴻烈的侄子，周平野的叔父是重慶市社會局的主任秘書。所以館長以為我們是官宦人家，熱心教育事業的公子哥兒，不拿一分錢，替民教館干了很多事，所以對我們深信不疑也很高興。這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們也在璧山站穩了腳。
二、三月間，我們商量去找黨。孫華說，由他到重慶中共辦事處去找黨。叫我和周各寫一份書面材料（敘述入黨失掉組織關系的經過）。他去了一趟重慶，回來跟我們說，接待他的是周怡同志，周說，要我們利用各種關系，在璧山隱蔽下來，需要的時候，組織上會來找我們。所以我們就安心在璧山等待。
回來之后，我們辦《璧山導報》，以民教館長為社長，教導主任孫華兼總編輯，我和周平野是專職編輯，還有一個川大畢業的黃姓學生做記者。這也是適應璧山兩派地方勢力的緣故吧！（一派是以國民黨縣黨部書記為首的地方勢力，一派是以民教館長為首的地方勢力。）當時璧山沒有鉛印條件，我們便找了璧山一個會寫石印小楷的老先生做寫手，由周平野負責排版，主編文藝性副刊。我則編時事和地方新聞，黃作記者采訪，當時我們確定辦報的原則是：一、反蘇反共的東西一律不登（理由是我們三日刊，不是每日必登）；二、利用文藝副刊宣傳新思想。皖南事變國民黨誣蔑新四軍叛變的新聞我們就沒有登。
副刊上的文藝作品就成了國民黨縣黨部一派攻擊的借口，把周和我寫的文藝作品斷章取義，告到縣政府，說文章有問題，歌頌勞動的語句成了攻擊的口實。這個控告信交到了省政府教育廳璧山銅梁兩地的視導員陳啟南查處，（他是周的萬縣師范先后同學），陳與我們平時有交往，私下也很接近，他交給我們看，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幾位公爺，還是小心點啊。
1941年春天，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變”，民教館前面的貼報欄上張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皖南事變”嚴正聲明，揭露了蔣介石反共的陰謀，全城為之轟動，引起了特務的注意，懷疑民教館有共產黨在活動，就派了兩個特務住進民教館，監視我們。一方面是縣黨部一派攻擊民教館容納共產黨分子活動，要撤掉民教館長和兼任的三青團璧山團長籌備主任的職務。民教館長慌了，拿來三青團登記表給民教館全體職工登記集體加入三青團，另一方面，《導報》辦理立案手續要補交編輯人員的名冊，要注明必須是國民黨黨員或三青團團員。我們幾人考慮再三，為了掩護身份不暴露，所以同意集體加入三青團，我們認為“白皮紅心”也是應付敵人的一種策略。這期間，有一位小學教師經常到導報辦公室來訪問，他說他給新華日報寫過通訊，愿來作記者，我們叫他代黃記者（辭了黃）。他叫周育明，當時化名周開仕，（筆名戈矛）。年輕人見面就很投機，幾個月后，我從他的談吐和觀察他的活動情況，猜測他可能是共產黨員。我就給他談了我一直在找黨的意思，希望他能代我們找黨，我向他談了入黨情況及與黨失去聯系的經過，他沒詫異，說他可以幫我們問一問。到秋后，他感到孫華陷進了地方派系的斗爭中去了，不贊同，又看到了他和教育科長很接近，和國民黨官員來往，縣黨部秘書是中統特務，也和孫常來常往。周育明曾勸孫注意，孫卻說接近他們是為了摸情況，不接受周的意見，所以周秋后就離開璧山，到來鳳驛酒精廠去了。但卻經常來我這里，把他毛筆抄寫的《平凡的夜話》長詩“不要騎在墻上，只看陰暗的一面，還要看到光明的”帶給我，還帶些秘密印刷資料給我，如《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我思想幫助很大，使我知道了黨在國統區的工作方針。我始終認定自己是共產黨員，決心“長期埋伏”“等待時機”。周育明同我聯系并通過我在一些學生和愛好文藝的青年中傳閱革命書刊，做思想啟蒙工作。交給我做一些調查工作，收集有關璧山反動人物的材料等等。我把它當成黨交給我的工作積極完成。
周育明常住在我這里，同時也通過我聯系周平野和羅炳淮。我們一直保持聯系到1944年我到隆昌師范教書，建立青年工作據點。這就是為什么在南方局青年組檔案上記載有我和周、羅名字，并注明我到隆昌師范建立據點的原因。直到八十年代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才得知周育明是青年組的，我是共產黨員在開據點，在南方局青年組有關“據點”的檔案中有所記載。
那時，我和周平野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認為孫華參加過地下學聯的活動，比我們有經驗，又是黨小組長，所以一切聽他的。后來看到1942年通過他妻兄的關系，在璧山弄到了一個三青團區委書記的職務，稱“這是打進敵人內部的策略”，我向他提出：一、不去發展三青團員；二、不搞特務活動。他滿口應允。還給了我和周平野掛了兩個編制上沒有的空頭名義，想把我們都拉下水，后來看到他的行為和他的承諾相反，他不僅到中學發展三青團員，而且還參加過特務的一些匯報會，雖也向我們透露過那些特務成員，讓我們注意。我們也轉告了相關人，但也引起我的警惕，周育明來時，我也把孫華透露的情況一一告訴他。周告訴我們，對孫華要警惕，在關系到孫的利害時，他也可能出賣的，不要相信友情了。
這段時間我思想很沉悶，寫了一組散文《更夫和夢》（意思是斥責孫的背叛）發表在“國民日報”，靳以主編的副刊“文群”，孫在端午節請我們到他家吃飯，假裝喝醉邊哭邊訴：“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北砻魉菫檠谧o我們。我們知道這是他慣用的伎倆，吃了飯便走了。
當時我們思想苦悶。提起筆來戰斗。寫了不少的詩歌散文。我寫了小說《柑子》和《雨》（《現代文藝》雜志發表的）揭露舊社會制度對人類的迫害，寫抗日游擊隊活動的長詩《漁村之夜》（《文群》上發表）《破雪草》，《桂林長詩專號》編者來信說準備列入專號刊出，后來送檢被扣，連底稿也沒有了。還有《短歌十章》，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發表在《文群》上面。）以黑夜終將過去，黎明必將到來為主題。周平野寫出了有名的《昆蟲篇》其中有針對孫華的文章“昆蟲”、“變色龍”。
當時，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我們處在被監視的情況下，與黨失去了聯系，在苦悶中，我提起筆為武器，從事戰斗，揭露社會的黑暗，歌頌對光明的追求，我們滿懷激情，經常連夜創作，那篇幾百行的長詩《漁村之夜》就是我一口氣在一夜寫就的?！镀蒲┎荨穼懸粋€童話，寫的是以植物“破雪草”不怕冬天嚴寒，破土而出迎接春天，喻作社會的一個反抗者，與黑暗腐敗勢力斗爭，勇敢獻身的故事。
1941年的秋天，璧山有了鉛印條件，我們把《璧山導報》，改為《導報》，孫華提出，成立導報總社，仿照鄒韜奮辦生活書店那樣，辦成一個大的企業，導報總社除了《璧山導報》之外，還要出文學、戲劇、農民導報等等，并且在璧山民教館前面兩大間房子作為導報社文化服務部，除了賣新的圖書以外（上海雜志的老板張靜廬的未銷完的書轉過來外），又與縣政府教育科聯系，包銷全縣小學教科書，所以未花什么成本。我和周平野盡心盡力的為店堂設計，但孫華把他的叔伯哥哥喊來當經理，他嫂子兼任會計，姨妹當店員，這個名為我們導報總社的書店打經濟基礎的文化服務部和米店成了孫家店，收入、利潤全部歸他所有。并利用他妻兄的關系，找到重慶的社會局長兼重慶三青團的干事長，當上了璧山三青團分團的干事長。孫華稱：“這是打進敵人內部的策略”，“為了更好的掩護我們，處于不敗之地”。我們當時沒有識破他的真正用心。我只是向他提出兩個原則：一是不發展三青團的組織，二是不去參與反共的特務活動。他滿口答應，而且發誓賭咒說，他的心還是紅的。
參加川康社教工作隊
1943年導報因為印刷困難而暫時停刊。原在巴縣長生橋的戰時社教工作團（教育部收留流亡教師機構）改組為川康社教工作隊遷到璧山，借助社教學院的師資力量，整訓他的隊伍辦訓練班。我和周平野就到了社教工作隊當了總隊的研究輔導員。同時還有夏白。總隊下面第一支隊演話劇，第二支隊搞音樂，第三支隊演曲藝雜技魔術雜耍類。我和周編識字課本。全隊一百多人集中在璧山。三個支隊分別住城東、北、西幾個小學內，集中在民教館上課，我們結識了不少新的朋友，其中有徐進、煉虹、夏白、我的隔房妹妹沈思敏（化名秋子，沈鴻烈的二太太的女兒，原南開中學學生，因不滿家庭從南開出走，考進社教工作團當演員）。她的男友呂軍是國立劇校的學生，在演劇中相愛了也不期而遇。
我和周除了編識字課本外，還以川康社教隊的名義在《渝北日報》上辦了兩個副刊。（1943年暑假，孫華把參議會議長弄出來，籌集資金，辦起了《渝北日報》，自己辦了印刷廠。）請議長為董事長，我們是社務委員，暑假社教隊到成都，我們就留在《渝北日報》未跟去。
決定離開璧山
后來煉虹（劉文葦）離開二支隊到《渝北日報》來。他喜歡寫詩，朗誦詩，我們很談得來。這時，軍訓部翻譯處法文翻譯陳瑜清（學生畢若男的姐夫，因愛好文學而成為好友）來說，他在沙坪壩書店的一個熟悉的老板周世宇被誣陷，刑警隊抓他，他在途中逃跑了，他的書店也查封了，他叫我們給他在《渝北日報》找個安身之地。周世宇說，他的書店原是舊書店，他原是學電器的，因喜好文學，結識豐子愷后，書店名為“風聲書店”。因生意競爭，被人整，招致查封，煉虹建議把他的書店頂下來。我們自己辦出版社，他可以回老家賣掉祖產菜園土，我們再湊點錢，我和周平野都急于離開孫華，只苦于無處可安身，有這個機會，我決定離開璧山，他們推我當經理，我毅然接受。1944年初就到了沙坪壩接辦青年中國出版社（“五·四”后曾有一個進步團體“青年中國學會”，所以延用此名）由陳瑜清掛名當社長。（因為他是陸軍大學翻譯官）我和周在社教隊取得的工資買了兩并棉紗，變賣了積存的5000元全部投入，劉也弄了一筆錢，劉隨社教隊到成都去了，次年，周平野考入社教學院，我們和孫華終于徹底決裂，分道揚鑣了。
我清醒的認識到，在民族危機面前眾多人民必然會捲進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會在大潮的驚濤駭浪沖刷中展現性狀和靈魂，像孫華這種以追求私利為核心，以積極鉆營投機取巧為手段，攫取個人名利的人也就完全展現了投革命之機走向反革命的原形。大浪淘沙，是沙子必然沉落。是金子就會閃亮永恒的光輝。我在短歌十章中寫道“當幸福攤開分配簿，他最先去簽名，于是他搬轉了舵，駛離我們苦難的航程。快修筑石堤吧，在黎明之前，我們是安樂的絕緣體，歷史上的星星磨亮于馬廄和牢房。誰能阻擋前進的行列！我們要插遍鮮紅的旗幟，直到時間和空間的邊際。黎明之前有黑暗，這是最后一個險灘，交出自己吧，這是最后的斗爭?！?/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