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魯克年輕時的照片（資料圖片）
伊莎白關于興隆場的專著
伊莎白和家人在授予儀式上的合影
伊莎白回顧在興隆場的點點滴滴
1983年第二次重返大興時，伊莎白、俞錫璣（右一）和曹紅英（右二）的合影（資料圖片）
一位是年過百歲的加拿大老太太，一個是中國西南小城璧山的小鄉鎮，是一份濃濃的中國情結在長達79年跨越兩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將兩者緊緊聯在了一起……
“知道伊莎白嗎？”在璧山大興場鎮，伊莎白的名字幾乎婦孺皆知。年長的老人們會說：“就是那個漂亮的外國姑娘，抗戰時期在我們這里教認字，開診所，是個好人啊！”年輕點的則會說：“那個外國老婆婆資助了不少窮孩子讀書，還來過我們這里很多次。”
“您還記得璧山的什么事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家屬院里，著名國際友人、人類學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榮譽教授、多倫多大學榮譽博士，103歲的伊莎白·柯魯克（Isabel Crook）回答說：“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時光，因為我們做了一些我認為相當有歷史意義的事情，非常值得向更多新生代們開放。”
躊躇滿志初到興隆場
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加拿大籍傳教士家庭。父親饒和美（Homer G. Brown）和母親饒珍芳（Muriel J. Hockey）在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任教。
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時代，有一半時間在中國度過。小時候，父母常帶著伊莎白在四川山里游玩，接觸到很多中國西部的少數民族人群，也讓伊莎白漸漸對人類學產生了興趣。
1938年，伊莎白23歲。從多倫多大學兒童心理學碩士畢業后，她回到了中國。那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一年，日軍截斷了中國的海鹽供給路線，內陸鹽價暴漲。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等人發起了一場鄉村建設運動。中華基督教協進會計劃在興隆場（今璧山大興鎮）籌建一個食鹽供給合作社，專門向窮人提供買得起的食鹽。
1940年10月，伊莎白受孫恩三（著名《田家》月刊創辦人之一,社會學家）邀請，受雇于中華基督教協進會，躊躇滿志地來到了興隆場。伊莎白的任務是協助調查全鄉1500戶居民的經濟生活狀況，為建立合作社做準備。
來到這里沒多久，伊莎白便和工作組的另一位成員俞錫璣（著名化學家、教育家俞同奎的女兒，后為西南師范大學教授）結為朋友，一起開始了在興隆場的逐戶調查，也開啟了與璧山長達79年的世紀情緣。
開展調查手握打狗棍
當時興隆場的社會環境，其實對調查工作非常不利。鄉政府與本地勢力袍哥等交鋒不斷，政府強行征糧、征兵，四處匪患猖獗，搞得農村地區人心惶惶。
這并沒有把伊莎白嚇倒：“我從小就經歷過四川地區軍閥混戰，還常常撿子彈殼玩，因此并不害怕。”
由于村民們住得分散，一般都養狗護院，以防盜賊、土匪。因此伊莎白和俞錫璣出門上山必得帶一根打狗棍防身。就這樣，一中一外兩位美女，身著藍色長衫，腳穿草鞋，手持又粗又長的打狗棍挨家挨戶開展田野調查的身影，成為了這個離縣城20多里的偏僻山村里一道獨特的風景。
采訪主要是俞錫璣主導，而伊莎白則是負責把當天的調查材料用打字機記錄下來。在那個只有英文打字機的年代，龐雜而細碎的田野手記以這樣的形式保留了下來。
伊莎白和俞錫璣的女性身份也為調查帶來了便利。“沒人會把我們當成威脅，婦女們都很愛和我們聊天，男人們也不在意我們。”幾個月后，當地百姓已將她們視為既無惡意也跟政府毫無瓜葛的老熟人了。
興隆場的婦女當時盡管受到性別上的歧視，但已婚女人還是可以像男人一樣出門趕場，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場所逗留。這些女人巴不得有個地方歇歇腳，再聊會兒天。不經意間，伊莎白的住所和辦公地就成了她們理想去處。久而久之，這里在當地婦女眼中成了一個類似茶館的去處，客人越來越多，也極大地方便了她們開展逐戶調查。
造福百姓教書辦診所
伊莎白和俞錫璣在四處走訪的同時，還肩負著幫助鄉民改善生活的使命：“從到來那天起，我們工作組的所有人都沒有把自己當成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是積極投入到當時席卷興隆場的鄉建洪流中去。”
她們開辦了個小診所，在為當地幾個難產的孕婦接生之后，名聲大噪。她們開辦育嬰小學，開設貧民識字千字班,免費招收當地貧困孩子,教授其識字和衛生知識，更是改變了不少孩子的命運。
據當地老人回憶,育嬰小學識字班學生不用交學費，但要交1元遵守紀律押金。只要學生在期末未犯紀律，這一元押金就能退還。
大興鎮長隆村的曹紅英老人就曾在育嬰小學識字班學習。回想起當年，曹紅英禁不住老淚縱橫：“伊莎白老師，我都95歲了，我經常想念她。我得到她很多恩典，很多好處，我永遠不會忘記她老人家。”
曹紅英說，自己現在所認得的字都是在貧民千字課上學的，自己和丈夫也是伊莎白介紹撮合的。曹洪英家中一直珍藏著伊莎白贈送的中國結：“這是伊莎白老師2004年回來送給我的，說這代表她有顆中國心，當時她還叫我好學生。”
在昔日學生印象中，伊莎白“永遠那么溫柔，鼓勵著我們每個人。”
六度重訪完成《興隆場》
1942年初，隨著太平洋戰場上風云突變，鄉建項目被迫中止。伊莎白去了英國，并與大衛·柯魯克（David Crook）在那里結為夫妻。在丈夫的影響下，伊莎白成為了一名英國共產黨員。
1947年，伊莎白和大衛回到了中國后，應邀在一所剛剛成立、只有數十名學生的外事學校教英語，幫助培養新中國的第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國成立后，該校從河北遷往北京，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即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伊莎白成為學院英語系的一名教員，全身心投入教學當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伊莎白離開教學一線后，再次打開了那個盛放著興隆場調查資料的抽屜，決定編撰成書，以便讓青年學生們對舊中國鄉村社會有更多了解。
1981年8月，伊莎白帶著兒子柯魯及兒媳婦瑪莉，和已退休的俞錫璣一起，重返大興鎮調查訪問。當時，璧山縣志編修工作剛開始，柯魯記起在美國哈佛大學見過清同治四年的《璧山縣志》。年底，柯魯從哈佛大學圖書館復印此書全卷寄贈璧山，共10卷百萬字，在新編《璧山縣志》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此后，伊莎白又分別于1983年、1997年、1999年、2001年、2004年五度重訪大興鎮，為寫書體驗生活、收集資料。
“她每天都早出晚歸，中午也顧不上休息，穿巡于農村、企業、學校、農家之間。同行的年輕人都感到吃不消了，可80多歲的伊莎白卻精神矍鑠，白天調查，晚上還要整理資料。”這五次來訪均全程陪同的原大興小學校長巫智敏這樣回憶道。
巫智敏長期與伊莎白保持書信往來。伊莎白曾多次在信中拜托巫智敏幫她詢問在調查中的遺漏之處，“她在信中的問題甚至細致到哪家人的祖墳是在哪個方位。”
正是憑著這股較真的勁頭，2013年1月，《興隆場:抗戰時期四川農民生活調查(1940—1942)》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社會人類學歷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國合作者完成的逐戶采訪式的社區調查。對于研究中國抗戰時期農村的經濟、教育、性別關系、鄉村建設實驗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40年代，這本尚未出版的書就與費孝通《江村經濟》等中國人類學先驅之作，并列社會學大師卡爾·曼海姆于二戰后期策劃出版的“社會會學與社會重建國際文叢”。
設立基金資助貧困生
“伊莎白的六次來訪，并不僅僅是為了寫書，其實也是因為她始終牽掛著這里。”巫志敏還記得這樣一個細節，1997年伊莎白來訪時，曾在農貿市場遇到兩位前來趕場的農民正在相互拉扯。
問清緣由才知道是由于農貿市場太擠，為搶攤位而發生爭執。“當時我們告訴她馬上會建新的農貿市場，真沒想到兩年后她再次來訪時還記得這事情，還很高興地去新市場逛了逛。”巫智敏說。
也正是因為如此，伊莎白對當時這里貧困家庭孩子的失學狀況深感揪心。1999年6月，她與好友——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柯臨清一同來訪，設立“伊莎白· 柯臨清助學基金”，用于資助大興鎮的貧困學生。她將每月的離休金一分為二，少部分作自己的生活費，大部分存入基金賬戶。
經常保持通信，是伊莎白對受資助學生的唯一要求。其目的主要是鼓勵他們，幫他們減壓。每個月伊莎白都會收到學生們寄去的信，她則有信必復，而且親自提筆。
對每個受資助學生進行家訪，是伊莎白每次回大興的必修課。2004年4月4日下午，伊莎白剛回到大興，聽說受資助學生羅梅生病了，她非常著急，第二天一早就要到羅梅家探望，送醫藥費。
那天正是清明，下著小雨，羅梅家遠得很，還要走近一小時山路。考慮到伊莎白已89歲高齡，大家都勸她別去，可她不聽，找附近農民借了雙雨靴就深一腳淺一腳出發了……
年逾百歲初心未曾改
北京外國語大學內，一幢僅有四層的家屬樓，在新樓林立的家屬院里顯得有些老舊，但在周邊槐樹的簇擁下卻又頗顯氣質，伊莎白就住在這幢建于1955年的家屬樓的三樓。據說學校曾給補貼，讓伊莎白入住現代商品房，但她就是舍不得離開，一直留在老屋。
7 月30日，記者隨采訪組前去拜訪時，就是在這里見到了伊莎白，以及她的次子柯馬凱（Michael Crook）、三子柯鴻岡（Paul Crook）。
因為年事已高，伊莎白現在已經很少說中文，全程說的都是英文，由柯馬凱和柯鴻岡充當翻譯。身著藍色襯衣的伊莎白，雖已年逾百歲，但絲毫不顯得疲憊，舉手投足仍有學者風范。當回憶起當年在興隆場的一些人和事時，她眼神會亮起來：“我認為這是很有價值的，我感到自豪，因為要是不去做，很可能這一切都會散失，一定要記錄。”
當我們把璧山城區和大興場鎮現在的照片和視頻給她看時，她非常高興，一直說太好了。柯馬凱告訴我們，母親時常談及‘水口廟、茅萊山’等大興當地的地名，對璧山和大興一直非常掛念。
伊莎白說：“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時光，因為我們做了一些我認為相當有歷史意義的事情，非常值得向更多新生代們開放。”
記者 劉暢 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