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從此,我國改革開放拉開了大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的轉折之所以偉大,就在于這次全會適應了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果斷地決定從1979年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作出的這項決策,解決了1957年以來沒有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全會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對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會議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全會強調,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進行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全會堅持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全面準確掌握毛澤東思想,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由此,中國開始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之所以深遠,就在于這次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以來“左”傾思想的嚴重束縛,開始了系統的撥亂反正,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全會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成為新的歷史時期的開端。經過這次全會,鄧小平實際上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全黨和全國人民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實行改革開放,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這次全會前后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我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改革開放的獲得感不斷增強,改革開放的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到全體人民。我們黨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堅定地依靠廣大干部和群眾的集體智慧,從各個方面深入總結歷史經驗,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中不斷開創黨的事業的新局面,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并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和改善了黨的領導,使黨贏得人民群眾衷心擁護,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黨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次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從此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思路更加清晰、步伐更加堅定。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再一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政黨,是敢于面對現實、善于自我革新、勇于擔當重任的政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證明,只要我們堅持加強黨的領導與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相結合、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相結合、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結合,牢記“為人民謀福利,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就一定能夠匯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就一定能夠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著力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著力抓好重大制度創新,著力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改革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的局面。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繼續發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偉大改革開放精神,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作者系重慶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