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日，墊江縣烈士陵園，渠吉堂老人與群眾交流。首席記者 謝智強 攝
渠吉堂老人萬元“特殊黨費”收據。首席記者 謝智強 翻拍
人物檔案
渠吉堂，男，1921年7月生于河北省寧晉縣北河莊鎮中孟村。1937年4月跟隨同村青年董梅子到山西加入抗日隊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8月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渠吉堂參加了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戰斗。1949年6月隨二野十一軍九五團進軍西南后，先后擔任酉陽縣龔灘區區長、酉陽縣人委農業科科長、酉陽縣聯社監事主任、酉陽縣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1965年4月渠吉堂調任四川省東印農場(現重慶市墊江監獄前身)任副場長直至1981年離休。
得知記者要采訪，渠吉堂特意穿上胸前掛滿勛章的軍裝，挺直腰板坐在沙發上看新聞。看到記者進門，連忙起身：“歡迎，歡迎……”聲音洪亮，中氣十足，看不出已有98歲高齡。
客廳左邊的書架上，精心保存的一張1萬元的收據引起了記者的注意。“這是我們2015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交特殊黨費的收據。”渠吉堂的老伴冉懋梅笑著說，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不久他們又交了1萬元特殊黨費，收據暫時還沒拿到。
渠吉堂笑呵呵地從柜子里拿出自己的回憶錄說：“我聽力不大好，邊看邊講嘛。我老伴也曉得不少！”
翻開紅色封面的回憶錄，渠吉堂的故事從“打鬼子找飯吃”開始了……
把生日定在7月1日
1921年，渠吉堂出生在河北省寧晉縣的一個村子里。年幼時，渠吉堂便失去父母，跟著伯父生活。
“小時候真的太窮了，我連紅苕都沒吃飽過。”回憶起童年的生活，渠吉堂沒有更多言語，只是不斷重復著這句話。
那時，“可以吃口飽飯”成了渠吉堂最大的愿望。1937年春天，16歲的渠吉堂聽同村大自己10歲的董梅子說，山西有一支打鬼子的隊伍，跟著他們打鬼子有飯吃。
“我們也去報名打鬼子！”董梅子同意了渠吉堂這個建議。而什么是紅軍，那時的渠吉堂并不清楚。有飯吃，打鬼子厲害，對老百姓好，這就是他參加紅軍的理由。
渠吉堂至今記得見到紅軍隊伍時的情景。“他們駐扎在一座山上，正在吃飯。”渠吉堂斷斷續續地描述，班長見他倆餓得狼狽，就給他倆各舀了一碗小米粥。
這一碗小米粥下肚，樂壞了渠吉堂，他纏著班長要求參軍打鬼子。
在渠吉堂的回憶錄里，他寫道：“后來才曉得，這支專門打鬼子的隊伍，原來不是為了自己能吃飽飯，而是為了解救廣大的勞苦大眾不再受壓迫，都能吃飽飯。”
這更加堅定了渠吉堂參加紅軍的決心。1938年，渠吉堂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時起我就下決心，要跟著共產黨干一輩子！”渠吉堂說。
后來，為了感謝黨對自己的培養，不知道自己出生具體日期的渠吉堂在第一次填寫履歷時，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日這天。
五塊彈片留在肺部12年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渠吉堂胸前佩戴的每一枚胸章，都是他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燃燒自己青春和熱血的見證——
從1938年到全國解放，渠吉堂跟隨部隊走南闖北，先后參加了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大小戰斗幾十次。在戰斗中他四次負傷，數次受到部隊嘉獎，獲得“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紀念勛章各一枚。
當記者問渠吉堂受傷最嚴重是在什么戰役中時，渠吉堂只是抬手指著自己的左胸說：“炸彈炸的。”
那是1946年底的甄城戰役，渠吉堂已是二野十一軍九五團九連連長。他率領連隊，在山東陳坡阻擊國民黨部隊。戰斗中，渠吉堂始終在最前線指揮連隊作戰。
“轟轟轟……”敵機又是一陣狂轟濫炸，渠吉堂剛扔完手榴彈，一枚炸彈就落在了他身旁。
“轟的一聲，就不曉得了。”渠吉堂擺擺手說。這顆炸彈的彈片擊中了他的肺部……經緊急搶救，渠吉堂僥幸與死神擦肩而過，但彈片卻一直留在他身體里。
“那時沒條件取出來，他經常一累了就大口大口吐血。”回憶這段過往，妻子冉懋梅眼中有些濕潤。她嘆了一口氣，拉起渠吉堂的手繼續說，直到1958年，醫療條件好起來后，老伴才在重慶新橋醫院割掉了左肺下葉，取出了在身體里殘存了12年的彈片，這才痊愈。
“五塊，差不多黃豆大小。”冉懋梅右手一伸，小拇指和大拇指并攏一掐，向記者比起彈片的大小。她說，取出的彈片帶回了家，后來被孩子玩耍時弄丟了，心疼了好久。
不干實事就不是共產黨員
1949年6月，渠吉堂隨二野十一軍九五團進軍西南。轉入地方后，渠吉堂先后擔任過酉陽縣龔灘區區長、酉陽縣人委農業科科長、酉陽縣聯社監事主任、酉陽縣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這期間，渠吉堂卻因說了三句話，被冠以“三大罪狀”——
“做的就是沒有說的好。”他被扣上“否認大躍進成績”的帽子；
“不管怎樣搞，人民填不飽肚子是不行的。”因為這句話，他又被扣上“對糧食和市場供應政策不滿”的帽子；
“現在檢察院的工作這么多，哪有時間去斗這斗那，大家該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他再次被扣上“反右立場不堅定”的帽子……
如今，回憶起這些，渠吉堂反而笑了起來，話語間滿是坦然：“是共產黨員就要講真話、干實事。不講真話、不干實事就不是共產黨員！”
1965年4月，渠吉堂調到四川省東印農場工作，任農場黨委委員、副場長。第二年，隨著“文革”開始，監管改造工作受到沖擊和破壞。渠吉堂與其他場領導帶領大部分干警頂著壓力，嚴守陣地，堅持工作原則。
“做啥子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講原則！”這是渠吉堂一生的堅持。即使經歷挫折，他也從未放棄自己“說真話、辦實事”的人生原則。
“文革”結束后，渠吉堂也快到退休的年齡了。“東印農場是我連續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他對這里滿懷眷念，退休后也“常回家看看”。
妻子冉懋梅說，退休后這幾十年，老伴常常帶自己去看看監獄的新變化。現在的東印農場早已改名重慶市墊江監獄，搬到了墊江縣城附近，是一個現代化管理的監獄。
“真是比我們工作那時好太多太多了，你說是不是！”冉懋梅望一眼老伴說，渠吉堂連連點頭。
黨員身份永不退休
退休后的渠吉堂并沒有賦閑在家，坐享清福，而是投身公益，積極為災區、希望工程捐款捐物20余萬元，繳納特殊黨費2.3萬元。
“我們夫妻倆這點好，想法很一致，所以結婚60多年沒吵過架。”冉懋梅說，自己和老伴都認為，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平時生活簡單，也用不了多少錢，剩余的錢就為國家、為社會多做些事。
“我雖然退休了，但我共產黨員的身份沒有退休呀！”在渠吉堂的回憶錄中，他寫道：“黨和國家給予了我很好的照顧，我想將多余的錢回饋給社會，爭取在有生之年多做好事，多做善事，這就是我的心愿。”
4年前，墊江縣杠家鎮杠家村一名叫謝宜志的學生，以628分的好成績被重慶大學土木工程系錄取，卻因家庭貧困，無法繼續讀書。“這么好的成績，不讀書太可惜了！”得知情況后，兩位老人決定資助謝宜志完成大學學業，當即拿出1萬元資助他圓大學夢，并在他大二到大四期間，每學期資助6000元。
“小謝去年畢業了，在成都找了份不錯的工作，過年還回來看望了我們。”說到這里，冉懋梅聲音里帶著興奮，“我們決定今年6月高考結束后，再資助一個貧困大學生，幫助他完成學業，成為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
到這里，渠吉堂的回憶錄也翻到了尾頁。他以這樣一段話，為自己的回憶畫上句號——國家越來越強大，人民安居樂業，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人要常懷感恩之心，要緬懷先烈、銘記歷史，積極支持和參與國家各方面事業發展，積極投身國家各個領域的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